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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之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本文根据朱之鑫在2019年5月2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在分析判断“形势”时，很多人讲“形”的多，讲“势”时缺乏基于深刻分析的判断。实际上，“势”是我们力量聚集的方向，也是分析下一步形势发展的方向。《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如果能察到势，还能驾驭这个势，就能获得胜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形势。

  第一，既要看数字，更要看内涵。现在很多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文章，往往引用很多数据，大家也更关注数据。实际上，现在应该更关心数据背后的内涵和实质。

  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了6.6%，和以前比有所回落。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动辄都在10%左右的增长。而最近几年经济提高速度在6%到7%之间，特别是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6.4%，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尽管这一个数字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以内，但大家好像都觉得增长率还是有点低。

  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内涵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更高基础、更高体量上的增长，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增长。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形势，就会比较客观一些。2018年中国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新增量为1.36万亿美元，增量约等于2017年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总量。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提出高水平发展之后，整个经济的内涵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经济稳步的增长具有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含金量。

  第二，要看局部，也要看整体。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一定别忘了中国是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所走的道路不可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现在研究发展房地产模式时，一些思路和观点往往是套用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情况，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瑞典等。中国和它们的情况并不一样，国力也不一样，不能不考虑国情的差异。

  现在中国有些省份实际上已经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体量差不多了。比如，2018年广东省GDP总量为9.73万亿元，已超越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广东一省的GDP拿到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13位。中国是个典型的大国经济，地区情况不一样，行业情况也不一样，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我们肯定要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大盘总体是稳的。比如我们讲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如果这些地区稳定住了，那么中国经济也基本就稳住了。

  第三，看现状，更要看趋势。目前中国经济的趋势是从快速地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变，这是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要以中国的经济符合不符合高水平发展这把尺子来进行判断，而不是只看一个简单的数字。只要方向是明确的，趋势上就是有希望的。

  以深圳为例，2008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它加快转型，创新驱动增强。2018年深圳的GDP增长了7.6%，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增速最快，经济总量突破2.4万亿元，首次超过香港。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超过了9100亿元，每平方公里税收产出达到4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突破了91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和先进高技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达到72.1%和67.3%。与此同时，有些地方的数字看着很风光，指标也很先进，但如果不重视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肯定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出现矛盾和问题。

  基于以上的认识，再看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就会发现这个增长是比较不错的。GDP同比增速6.4%，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增长6%-6.5%的目标。后两年只要保持在6.2%左右，就能够实现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2019年一季度的调查失业率为5.2%；4月份有所好转，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低于5.5%的预期目标。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4月份这一个数字达到2.5%。一季度外汇存底余额保持在3.1万亿美元。总的来看，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还是稳的。

  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那么应对的对策，就要更加周全。

  今年1月21日，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总理在今年3月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思危方能居安”。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经济运行任旧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的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因素，但更多的是结构性、体制性的，一定要保持定力、增加耐力，勇于攻坚克难”。

  国际上看，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对世界形势做出的重大判定。这既有变，又有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们肯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要研究变了什么，机遇在哪里。

  首先，中美关系出现了大的变化。特朗普在上台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转变，其实就是从2018年的一系列变化而来的。1918年，美国提出了威尔逊主义，除在1929年前后的大萧条时期有一段时间没采用之外，美国对外战略实际上都是一贯的。明确讲是三个理念：美国责任、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在这些理念的主导下，二战之后形成了现在的联合国，也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是现在美国发生明显的变化了，从“美国责任”变成了“美国优先”，从自由主义转向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实际上，美国这种对外战略的转向也是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它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产物，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种变革不仅是美国自身的变革，这是和中国的崛起相叠加，形成了这种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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